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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的体验 从跨界怪杰到文化极客
2012-04-18 17:19:40   来源:西安晚报   评论:0 点击:

  周伯衍从不是那种仰仗社会头衔和专业标签睥睨世界的人种。他隐忍而宽厚地对待周遭,始终与这个广阔而多元的世界礼貌地交谈——从来没有被别人的意见淹没内在的心声,而是选择听从内心的召唤和指引。    ...
  周伯衍从不是那种仰仗社会头衔和专业标签睥睨世界的人种。他隐忍而宽厚地对待周遭,始终与这个广阔而多元的世界礼貌地交谈——从来没有被别人的意见淹没内在的心声,而是选择听从内心的召唤和指引。
  
  跨界的体验
  
  从跨界怪杰到文化极客
  
  文/李栋(文化评论家、资深策划人)
  
  壹
  
  1961年8月15日凌晨,柏林。那面后来声名显赫的“墙”已经修筑到第三天。它有2米高、165公里长,横亘在这座欧洲最为伟大的城市之间,将世界一分为二。
  
  蓦然之间,19岁的康拉德•舒曼逡巡,小跑,然后纵身一跃——头顶钢盔、肩负长枪的东德士兵飞过了电网罗织的藩篱——定格为整个20世纪一百年中最富感染力的“跨界”一刻。
  
  1946年,雄辩的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讲,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自此,无形的“铁幕”和有形的“柏林墙”为整个地球划出了一道壁垒森严的边界,深刻地影响并再造了20世纪下半叶人类的行为和思想。
  
  康拉德•舒曼年轻而富于感召力的“跨界”姿态,被摄影师彼得•列宾幸运地予以捕捉。这个摄影学上的“决定性瞬间”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不朽隐喻和经典注脚。
  
  历史潮流注定要深刻地裹挟并改变每一个人的命运。在接下来的40年中,全球范围内最具思想力和影响力的一众精英纷纷跟从康拉德•舒曼的年轻背影,分头出发。
  
  当代最“不屈不挠的博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离开故乡耶路撒冷,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言者西奥多•阿多诺则返回桑梓黑森州;捷克斯洛伐克的米兰•昆德拉来到巴黎,选择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维•苏•奈保尔则以一位印裔“漂泊者”的姿态打量陌生的“祖国”印度……他们身形匆匆,却殊途同归,他们心路阻隔,却同此凉热——跨越人生的边界,创造崭新的世界。
  
  在“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同样年轻的周伯衍像康拉德•舒曼一样越界而行,将自己的人生频道从建材工程师切换为职业新闻人。这一年,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而这名籍贯周至的青年则刚刚开始铺陈的自己的历史。
  
  贰
  
  如果以传统的职业概念作为参照系,周伯衍无疑是个“奇怪”的难以归类的个体——工程师、新闻记者、媒介运营者、MBA、建筑造价师、后勤管理者、书法家……他的身份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边界,并在各个职业之间自由穿越。
  
  这是一个个体寻求归类,共性定义个性的时代,喧嚣而空洞。从1987年开始,周伯衍貌似遗憾地放弃了社会加冕的种种身份与认同,一路抛掷各类头衔和顶戴,展示出一种反定位的淋漓酣畅的生命张力。
  
  在每一个庆幸自己用最小成本“找到组织”,并从此寄生其上歆享价值最大化的人看来,周伯衍如同丛林中不断地采摘新鲜浆果的猴子。“他什么都没得到!”那些同样为灵长类的人们总会带着优越感如是总结。
  
  但周伯衍保持着独有的观察角度和清醒方向,从不因无法被社会归类而焦虑重重。
  
  “不要拘泥于别人给你设下的条条框框。不要受某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教父级企业家柳传志说,“每人情况不同,不必被别人看待自己的眼光局限住。”
  
  在“柏林墙”倒塌的两年后,萨缪尔•亨廷顿断定意识形态的分野将为新的边界——“文明的冲突”所替代。这种广泛流行的对世界进行“二分法”的原则,事实上已经无法简单的成为描述世界的普适标准。非黑即白,不左即右——这些存在于日常生活、职业方式中界限分明的陈腐观念在实际运作中被不断消解,两极之间的地带以其天然的包容性和创新力无比强势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它集中展现为在核心不变、本质守恒的条件下,通过多个界面表现出来,并以多个界面反映出来的多元功能包容我们生活的全部。
  
  如同横跨多个职业领域,被誉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那样,周伯衍从不是那种仰仗社会头衔和专业标签睥睨世界的人种。他隐忍而宽厚地对待周遭,始终与这个广阔而多元的世界礼貌地交谈——从来没有被别人的意见淹没内在的心声,而是选择听从内心的召唤和指引。
  
  正如史蒂夫•乔布斯所说的“求知若饥,虚心若愚”,他马不停蹄,夙兴夜寐,无法停下跨界的脚步,不断突破身份、职业的分野。即便在理所应当止步探险的人过中年之时,却封锁心扉,陋室操毫,这并非蓄意求新,追求跨界的快感抑或面相的虚妄,而是源于生命中本初的自性使然。
  
  这,构成了他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
  
  叁
  
  “不是我,那是另一个人,那是博尔赫斯。我只是碰巧和那个家伙叫了同样的姓名。”阿根廷作家路•豪•博尔赫斯在他所有作品的序言里都在这样特地声明。
  
  是的,没错!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是努力维护着自己的名声和形象,模仿我们在别人心中的幻象而亦步亦趋。事实上,幻想的面具之下往往是一副狼狈不堪的灵魂。
  
  这是跨界者超越自我边界后才能收获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也只能在跨界之间产生。
  
  跨界的过程是去中心化的过程,是一种如同涅槃般痛并快乐着的巅峰体验。
  
  周伯衍的跨界史中有两个节点因其独特而格外醒目。1987年,在家族长者、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周明先生的导引下,他实现了人生中关于职业的跨界启蒙。20年后,他依照着裘里斯•凯撒的“凯旋忠告”那样,把虚名实利像蛛丝一样掠走,静坐陋室,推开了幽微精深的书学之扉。
  
  跨界化状态赋予他新的身份,以及冷静且独立的边缘姿态——站在远离中心的边界上,如同萨义德所说的“未定的、虚悬”的状态,没有“安适自在之感”,使他在瞻前顾后之间,以过渡而非抵达的精进姿态洞见职业、人生的真相,更有机会触及到其他情况下根本无法想见的关于世界的众多危机。
  
  在跨界先驱萨义德看来,这种状态本身即构成了“道德的一部分”。
  
  周伯衍的跨界实践充满了解构与结构并行的纵深思考。在高度细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实现跨界式生存?如何在专业内保持心灵的广博和独立?抑或直指人心——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是一个专业者还是跨界者?
  
  专业化使人变得狭隘自闭。他们一面追求知识的精深,一面又在消解知识的本原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专业态度的追随者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与权威,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而付出道德完美的代价。
  
  跨界者周伯衍往往谦逊地自称没有自己“专业”地盘,他本能地与专业主义和精英情结保持适度的距离。多年的跨界体验以及长期去中心化的清醒状态,使之对于所有圈层似乎永远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也永远不被专业标签所驯化。
  
  在跨界时清醒,在跨界处创造,这中间本身就孕育着智慧的圆满和成就的殊胜。
  
  肆
  
  接受过MBA专业训练的周伯衍知道,一个组织或者个体的竞争力取决于其体系构建是否完整,个案胜出的前提往往是“诗外功夫”的综合性推动。
  
  我们的周遭充斥着敝帚自珍的“专业人士”,将广阔的世界理解为井口的一线天空。在无界的时代沉迷于构建自己的窠臼,高筑如“骷髅会”一样令人生畏的准入门槛。
  
  这种狭隘的认知被社会粗糙地解读为“专业水准”。于是,我们看到,诸如常识性错误迭出的著名作家,别字频现的书法家,缺乏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种种社会乱象,“专业人士”的业外无知和专业傲慢以一种叹为观止的方式集体性呈现。
  
  跨界是以行动编织体系,其跨界的路径是内生式的而非捆绑式的,在核心能力不变的前提下,因循清晰的人文和专业的脉络,在解构边界的同时结构新的秩序,发陈出新,通过跨界混搭富有想象力和兼容性的新愿景、新体系。
  
  就周伯衍而言,在器物层面,我们看到的是他丰富的职业履历、文本创作和书学实践;在制度层面,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边界模糊化的深入洞察;在精神层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随意定位自我,听从内心召唤的多面而真实的人。
  
  在回答“领导力是怎样炼成的”疑问时,沃伦•本尼斯和罗伯特•托马斯分享了《极客与怪杰》一书中拨云见日的观念:常葆赤子之态,爱好并善于学习。从跨界怪杰到文化极客并非意味着智识业已企及到新的边界,周伯衍时刻有种和凯鲁•雅克一样强烈的“在路上”的瞬间感——无论是文集《跨界的体验》的出版,抑或当选西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尽管他认为自己跨界的脚步走得并不那么深远。毕竟,士不得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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